记者访谈

即使以后不写作 还会为人大代表身份自豪

新快报:税收法定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话题。作为一位编剧,您怎么会关注这一领域?

赵冬苓:机缘巧合吧。2013年我刚当选人大代表,恰逢“国五条”实施,许多地方二手房交易市场爆棚,夫妻甚至为此离婚。这个现象当时引发了我对税收问题的关注。我到处找专家问,才知道我们国家的税没有法定,18种税中15种是通过国务院暂行条例。

新快报:为了“跨界”,你进行了怎样的知识储备,做了哪些调研?

赵冬苓:我是外行,第一个议案的起草是在财税专家的帮助下完成的,北大的刘剑文教授亲自帮我修改。从那之后,“人找人”的,不知不觉我就认识了很多财税专家。议案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靠我自己真的写不出。其实还是主要靠专家来帮助,有时候我提出题目和想法,请专家帮忙写,然后再一起讨论。

新快报:5年来,在推动税收改革方面最难忘的是什么?

赵冬苓:我本人过去对财税很陌生,绝对不是专家。五年之中,财税界的专家学者给了我很多激励。二稿审议的时候,我参加讨论,觉得已经很完备。但三稿就删除了一些内容,显得很笼统。但又马上表决通过,觉得木已成舟了,我非常沮丧。但是关于税收法定,学者们不放弃。学者们激励我,还有人半夜给我发短信。还是要努力,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最后的表决稿又做了修改,表述相对比较完善。

新快报:很多人对你作为人大代表的评价很高,自己如何评价?

赵冬苓:中国社会问题方方面面,我一直关注税收法制方面的推进,算及格吧。遗憾肯定有,但是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人大代表毕竟不是我的专业,我的专业是编剧。因为大部分时间不想它,很多时候是被专家和学者推着走的。不做点什么吧,又觉得如果身为人大代表却尸位素餐,良知上过不去,很矛盾。当了人大代表有一个信念很坚定:当了人大代表不能举举手回去。

新快报:当人大代表以来,个人有什么收获,未来会关注什么领域?

赵冬苓:人生当中有一个体验,以前不懂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现在有了一种人生体验,五年的时间在法制史上留下一笔,想起来也蛮自豪的。回头看也是没白当,即使以后不写作了也还是会为这些自豪。从个人意愿上,还是当一个编剧更符合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