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歧视与偏见，不少重症精神障碍患者被锁家中，社会对他们的关注还远远不够——

金羊网记者 李妹妍

“我先进去看看，你们一会儿再进。”在广州从化的某小村庄，陆婆婆一边掏出钥匙，打开已经磨得锃亮的大锁，一边回头轻声提醒道，“不要一下子进去那么多人，可能会刺激到她。”

屋里，只有她46岁的女儿阿莲（化名）——为了防止女儿乱跑或者暴怒伤人，她每次外出都要反复确认把大门反锁。

陆婆婆依靠种地和低保勉强度日，并无余力送阿莲去专业医院接受治疗。母亲的眼神茫然而哀伤，“锁住她实在是没有办法……”

事实上，像阿莲这样患病后被锁家中并不是个例——

3月10日，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启动救助“被锁”精神疾病患者公益行动，接收的精神疾病重症患者中，许多都曾有“被锁”“被困”的经历。

该院住院部主任陆亚文称，精神病人反复发作，严重者致残、肇事肇祸，家人精力慢慢被拖垮，“但锁起来反而会加重患者病情，应该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治疗，让他们早日‘解锁’回归社会。”

现状

个案1

反锁家中：多次打伤80岁母亲

面对陌生人，阿莲有些紧张。她低着头略带不安地搓着衣角，悄悄往沙发里头挪了挪。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的医生梁细苏换下了白大褂，走过去蹲坐在她跟前，温和地和她聊起了家常：“午饭吃的什么？”

“有人要害我。”阿莲沉默了许久，抬眼警惕地看了看屋里的陌生人，低声快速地说。

“谁跟你说有人要害你？能告诉我吗？”梁细苏放缓了语调。

阿莲茫然地摇了摇头，“不知道，他们说我不要做人了。”

阿莲是24岁那年发病的。她时常自言自语，说听到别人骂她、叫她去死，那幻觉常年跟随她。无奈之下，父母将家里种地的牛卖了，凑了钱带她去医院“看看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当时医生诊断是精神分裂症。”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精神疾病高昂的药费让家里捉襟见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控制后，阿莲和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子了。

婚后阿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时常有暴力和攻击性。几年前，不堪忍受的丈夫和儿子将其送回了娘家。

“他们嫌我傻，说我活着没意思。”在某次和村民聊天中，她突然拿起农药喝了下去。惊慌失措的母亲赶紧将她送去医院抢救，抢救过来的阿莲却完全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喝农药。

“这是典型的被害妄想症。”梁细苏告诉陆婆婆，阿莲这种情况应该送到专业医疗机构，用药物控制，加以心理辅导和其他治疗措施，乐观的话，一段时间后，阿莲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她自控力越来越差，发病时经常殴打邻居，甚至会拿刀、锄头砍人。”陆婆婆的右手虎口和手臂还有些淤青，前些日子，阿莲家中发病，失手将80岁的母亲打伤，而这也已不是第一次。

无奈之下，陆婆婆只好把女儿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不发病的时候，阿莲会安静地在屋里做些贴花帮补家用——她已经三年多没有出门，也没有见过母亲以外的人了。“我知道锁起来不是办法，但我80多岁了，还能照看她多久呢？”

个案2

住进猪圈：被拐15年终得救助

2月25日，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接到了一名志愿者的求助：茂名女子张玉英（化名）产子后患精神疾病，走失后，在15年间两度被拐，现在解救回来，被家人关在猪圈里，十分悲惨。

在村路旁破落的土坯房中，志愿者们见到了蓬头垢面的张玉英：五六平方米的猪圈，木板搭起一张简易床，铺床的席子破了一半，棉被胡乱卷在床的一角，张玉英就睡在这张床上。

这个家的遭遇让志愿者们倍感心酸：72岁的张伯前些年上山砍柴被蛇咬伤，一只手截肢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妻子已经去世，女婿也已年迈丧失视力，实在无力照顾女儿反反复复的病情。

征得监护人同意后，志愿者们帮张玉英剪了头发换了衣裳，彻底梳洗一番后，带回广州接受正规治疗。

“言语行为减少、情感淡漠，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头发打结长满虱子，衣服不会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张玉英的主治医生梁细苏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张玉英对外界的刺激反应衰退，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状。

梁细苏给张玉英使用了较为温和的氯氮平药物进行前期控制。“这种药副作用少，对慢性精神疾病效果很不错。”

她介绍称，目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再加上其他辅助治疗。经过一周的入院治疗，张玉英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

在病房里，羊城晚报记者看到了一头短发的张玉英。她刚刚吃完药，主动待在医生护士身边聊天，吃完饭还主动提出要帮护士收拾病友的碗筷，完全看不出一周前呆滞的模样。

据介绍，张玉英的治疗大概需要3个月至半年的时间，“由于她离家出走期间长期没得到治疗，加上精神疾病属于慢性疾病，控制病情容易，但后期的巩固和康复治疗还需较长时间。”

调查

歧视偏见根深蒂固精神病患数量庞大

张玉英幸运地得到了帮助。但在广大农村，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恐惧和漠视，依然根深蒂固。

在粤西那个偏远而贫穷的小村子，没有人知道阿红（化名）从哪儿来、多大年纪。村民们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她“脑子好像有病”，那时候，她刚刚“经人介绍”嫁给比她大二十几岁的丈夫。

“脑子好像有病的”阿红接连为这个家庭生下了四个孩子。但某一天，丈夫劳作回家发现，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中，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阿红懵懂坐在一旁。

从那天起，担心再发生类似悲剧的丈夫用铁链子拴住了她的活动范围。

志愿者谢海英去看过阿红。房间没有窗户，腐臭难闻，地上是食物的残渣和人的排泄物，太脏了就覆上一层薄土，用垃圾斗撮走。阿红多数时候双手戴着铁链呆坐着，每天孩子把饭送进去，她就吃一点。

谢海英没能进一步接触到阿红，阿红的丈夫挥动着木棍把这个“意图不轨的”陌生人赶跑了。

在谢海英当志愿者的这几年中，类似的上门访问，十有八九遭到家属的冷脸拒绝，而她在偷偷接近了解患者过程中，还被追打过。

“在农村家丑不可外扬，家里有精神病人一般关起来，不让外人知道。”谢海英觉得，在农村，精神病人获取救助信息的途径本来就少，现实社会的种种偏见和不理解，更是加剧了家庭对精神病人的桎梏。

这类困境还未引起足够的社会关注，但患病人群数量已经不容忽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曾公布一组数据：从我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症精神障碍患者。

——这意味着，我国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患者；不到100人中，就有1个是重症精神障碍患者。

“我从医四十多年来，精神病人就医数量是呈上升趋势的。”梁细苏从1975年开始任精神科医生，在她看来，这一数字并非“骇人听闻”。她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现代高效率、快节奏的生活，大多数人要面对来自学习、工作及社会环境等各种压力，“如果压力得不到及时排解，就会造成精神上心理上的困扰，一旦处置不当，就会形成精神疾病。”

应对

愈后难以真正回归 更需打破无形铁链

官方估算的1600万名重症精神病患者中，只有部分被记录在档。

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患者429.7万例。广东省方面，截至2015年8月底，全省在册的6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49.09万人。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重症精神障碍患者发病率高、病程长、易复发、致残率高，但是就医率低。尤其在农村，许多精神病人得不到正规的治疗，病情的发展只能听天由命。

这也正是梁细苏最担心的问题：长期的医疗负担让很多患者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中断治疗，最终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形成精神残疾。

“很多市民不了解医疗救助，觉得自己不属于政府的医疗救助对象，因此一旦遇上重病也没想到去申请。”广州医科大学副教授宋宇宏和她的伙伴们成立了中国首个医疗救助社工服务中心，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医疗救助的政策与法规。

她举例称，按照《广州市医疗救助办法》规定，广州市民因治疗疾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影响基本生活，可以申请医疗救助，“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达到家庭年可支配总收入的40%，申请人的家庭总资产低于规定的上限。年度最高救助金额为15万元。”

为了使长期“被锁”的精神疾病患者及低保、低收入等困难家庭成员得到规范的治疗和康复，近期，广东省“让爱回家”公益促进会、广州白云云缘社会服务中心联合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发起了一场“白云‘解锁’、让爱回家”的公益行动。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执行院长肖磊介绍称，2月25日至5月25日期间，只要打“解锁热线”020-22252225，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核实了解患者详细情况，进行“解锁”救治。

据了解，此次救助“被锁”精神病患者有“四个一”：医保报销一部分、民政补助一部分、社会捐助一部分、医院援助一部分。

“我们需要集结多方的力量。”肖磊说，社会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不理解，也是这个群体在治愈或者康复后，难以真正回归的障碍。“解锁行动不是单纯地解开铁链，接下来，还要齐心协力打开社会的无形铁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