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统筹：曾璇

文字执行：曾璇 李妹妍 李钢

摄影：李钢 李妹妍

微纪录片摄制：李钢 李妹妍

剪辑：李妹妍

监制：林兆均

合作媒体：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文字详情请见：11月25日羊城晚报要闻版。）

也许很多人已经不记得，1986年的这个时候，一场飞舟竞渡，正在长江上胶着。

1985年，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获得国家体委的批准，将来中国首漂长江，这被美国媒体称作“人类对地球的最后一次征服”。

母亲河由外国人完成首漂？这让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无法接受，四川高校职工尧茂书，率先只身漂流长江，不幸在通伽峡遇难。他的牺牲像导火线，“噌”地点燃了全国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

尧茂书

从源头沱沱河到长江入海口，一群不懂漂流却愿以命赌一把的年轻人，用了半年的时间，在长达6397公里、落差5400米的战线上，先是和美国人，再是和自己人，展开了一场看不见硝烟却会付出生命的惨烈竞技，11个人因此魂断长江……

30年前的今天，人类第一次全程无动力漂流长江的壮举，由“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完成。他们“一寸不落”，“征服”长江。

此前，世界第一大河尼罗河、第二大河流亚马逊河、第四大河密西西比河都先后被探险人员征服。因此，漂流长江被美国媒体称为“最后的伟大征服”。

30年后的今天，科漂队的亲历者和牺牲烈士亲属再次汇聚于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长江漂流纪念馆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准备冲滩 图/冯春提供

然而，这个一度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标语、女排五连冠、洛杉矶奥运会首金并列的、把国人带入狂热自豪与欣喜中的长江漂流，“却成了80年代被遗忘得最快的一次爱国主义运动”（语出《1986年，生死漂流》）。

30年过去了，我们钩沉历史，不仅因为长江漂流是最后的绝响，更因为这30年是人类历史上改天换地变革最大的30年，长江漂流写下的不仅是探险故事，不仅是民族悲歌，更是沉思，是昭示，特别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人对环境的漠视继而重视的往复历程中，长江科考与漂流探险，放在今天的价值观去审视，又有了别样的含义。

从今天起，《羊城晚报》特推出“三十年，我们站在源头——长江漂流30周年再思考”系列报道，并第一次由传统报人尝试以微纪录片的形式，做一次多媒体传播的探索。纪念历史，启示未来。

含泪的胜利

30年前的那场命运漂流

“30年了，老伙计们这次聚聚，没空也得有空！”冯春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扯着大嗓门冲着电话那头的沈大刚嚷嚷，然后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以下简称“科漂队”）的老队员们准备在11月25日搞一次大聚会，为此，冯春老早就腾出工作空档，拉着张国宪等人忙前忙后。“杨欣在长江源搞生态保护，杨勇在横断山搞地质研究，他们一年有大半时间都不在成都，要提前打招呼。”冯春翻着手机上的通讯录，又开始拨李大放的手机号，“不知能不能聚齐”……

1986年11月25日，东经121°55′,北纬31°16′，横沙岛。

长江与东海汇合处，鸣枪十响。队员们热泪奔流，投下漂流瓶。

一场祭江仪式在此举行。

那气氛，说不清是欢呼雀跃，还是悲壮庄严。人类首次无动力全程漂流长江，历经176日至此划上句号。

“最后的伟大征服”，本是一场值得欢庆的胜利，可为何参加者都是悲喜交集，五味杂陈？

第二天在上海吴淞口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虽然锣鼓喧天，却也悄然降格，多位原定出席的重要人物都缺席欢迎仪式。

就在最后胜利的前两天，长漂烈士榜上又添三人——最后填补漂流空白线路的三位队员被确认失踪。五个月里，科漂队、洛阳队和中美联合漂流队三支队伍共有11名队员葬身长江。

“苍天给长漂开了一个大玩笑。”多年以后，长漂队员回忆起来都摇头叹惜。

“后悔吗？”

“遗憾，但不悔。”

长漂第一人

尧茂书牺牲处的旧纪念碑，被科漂队员移至四川大邑县的长江漂流纪念馆里了。

2016年8月的一个酷暑天，原科漂队员冯春、李大放和张国宪来到这里，摩挲石碑，追忆往事。

除了他们，还有人记得这位长漂第一人吗？

尧茂书

30多年前，关于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的报道，可谓汗牛充栋。那些泛黄的报纸、照片，用当今年轻人略感陌生的话语体系，构建了一个令那一代人热血沸腾的世界。

很多人以为尧茂书是1985年才开始准备长江漂流的，实际上，他哥哥尧茂江证实，早在1979年他已荫发此想。当年，在甘孜州工作的尧茂书以“旅游”的名义拉着二哥尧茂钧一同前往北京，然后才说要去国家体委办手续、递申请。

国家体委当然没有同意一个毫无体育背景的四川小伙的请求。可尧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到寒暑假就着手试漂、训练、呼吁筹钱。他计划要为长江拍一部电影、出一册影集、写一本书。

1985年，已是西南交通大学电教员的尧茂书，知道了美国探险家肯·沃伦要组队培训中国漂流队员的消息。他向国家体委申请参加，再度被拒。“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漂流长江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 尧茂书打算“抢在美国人之前漂流母亲河”。

尧家人从不理解到支持，全家为他筹集了7000多元，连小外甥女袁鹤芸都给舅舅捐出了自己全部的61元压岁钱。在多方筹措下，保温救生衣、两艘橡皮船都到位了；峨眉电影厂提供了一台电影摄影机；乐山科艺音像公司提供了两部性能优良的相机，还借给他7000元。

1985年6月，尧茂书在哥哥陪同下踏上了漂流之旅。

33天后，他乘“龙的传人”号皮筏，从源头漂行了1270公里，不幸在金沙江通伽峡遇难。尧茂书的死随着《四川日报》的长篇通讯《长歌祭壮士》，唤醒了一大波青春热血无处释放的青年。戴善奎是此文的作者，如今已70岁的这位原《四川日报》记者，对多年前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那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颠峰。

卡在“源头”处

中国的母亲河要让美国人来首漂？尧茂书的遗志谁来继承？媒体的报道振聋发聩：龙的传人，就只有一个尧茂书？这样的发问让当时的稍有热血的年轻人寝食难安。

“中国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要成立的消息“噌”地在很多人心中点燃了小火苗。攀钢职工冯春七次从渡口（今攀枝花）连夜坐火车到成都“请战”。后来成为科漂队队长的王岩也是看到相关报道从天津赶到四川的。那时，他是一名海员，算是漂流队里“经验”最丰富的一位。

为了在美国人面前展现中国人强健的体魄，科漂队指挥部起初提出了严格的筛选标准：男性，身高不能低于1.70米，体重不能低于50公斤。年龄在20－35周岁、会游泳、会划船。除了满足上述条件，报名者还要参加统一的体检，并须持所在单位盖章、直系亲属签字同意的“志愿人员登记表”才能正式加入科漂队。包括随队参加采访的记者，也不例外。此表被队员们称为“生死书”。

长漂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中科院成都地理所山地地理研究室原党支部书记解晋康回忆，由于单位或家人不同意，绝大部分报名者在这个环节被“卡”住了。200多个实际报名者筛选剩下的人只够勉强组织一支20多人的漂流队。

还有个别人虽未得到单位许可，但下定决心“黏着不走”，也被吸纳为长漂队员。“主漂队员”之一的张国宪就是这样的情况。他的好友杨前明（后牺牲）特别想去漂流，拉着张国宪一起去。在大部队上源头前，他们就自费“黏”上了科漂队。两人都是设计师，也是摄影“发烧友”，先以给科漂队免费拍照为由，留在了集训地。照像、修相机、踏勘、绘地图、设计队服……两人就这样“步步为营”，终于成为队员。

身材高大的张国宪到了科漂队一看，“老实说有点失望”，他以为漂流健儿肯定得高大威猛、技艺过人，“想不到有的还不如我”。他先被允许下水，一路漂去，成了主力。

一位不愿意名字见报的队员透露，当时科漂队已开始陆续报名集训了。原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领导找到长漂指挥部，说在美国受训的才是真正的国家队，劝谕科漂队不要漂，建议解散，并吸收一部分队员加入中美联合漂流队。

四川省这边很为难，更不好以官方的名义组织了，既不想得罪国家体委，又按不住民间的热情——“上面要解散科漂队”的消息一出来，有两个队员偷了两艘船只和装备就往源头跑了——不让漂，我们偏要漂。最后的妥协，是对外说是民间的。实际上，科漂队有成都军区官兵和武警战士保驾护航，官方色彩很浓。倒是洛阳人王茂军请求加入科漂队被拒，回去自己拉了队伍单干，他们才是真民间人士组织的。

玩命的年轻人

若干年后，李大放带团到虎跳峡，随口问了句“长漂队员能不能免票”，结果人家豪爽地把整个团的门票都免了。他就是当年那个“拼命”的年轻人之一。他被裹挟进金沙江虎跳峡，命运从此拐弯：历史教师成了旅行社从业人员。

虎跳峡，万里长江第一大峡谷，也是世界最深的峡谷之一，以险峻雄奇闻名。江流在17公里的峡内连续下跌7个陡坎，江心雄踞一块巨石，把激流一分为二，惊涛震天，声传数里。

1986年9月，美国人已宣布退出长江漂流的角逐，所谓“中国人首漂”的障碍已不存在。这里，成为科漂队和洛阳队的主战场。

当时，科漂队指挥部的领导并不认为有非漂不可的理由，但是洛阳队的“民间人士”已经箭在弦上。他们是看着《上甘岭》、《英雄儿女》长大的一代年轻人，体内有一股股热血在奔腾。

多年以后，媒体记者才披露，在洛阳队领队和一些名满天下的队员中，既有过失杀人者，也有因打架“几进宫”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游泳都没学会，就来漂流了。整个洛阳队甚至连一顶头盔都没有，就敢用3条总价人民币6000元的船去和中美队空运来的12条价值超过10万美金的船拼。

1986年9月10日，科漂队还在犹豫漂与不漂的时候，洛阳队在60多个媒体面前宣誓：“美国人退缩了，我们绝不退缩，宁可不要命也要完成漂流！”

他们在上虎跳一举成功！这下，压力全部卸在了科漂队身上。“人家民间的都敢漂，你们官方的都不敢。”还有记者使激将法：我们当记者的都敢，你们还不敢？年轻气盛的李大放坐不住了：谁说不敢？我上！

最后科漂队确定由李大放和王岩“出征”。队员们在大渡河曾经培训过一个月，学习翻船自救、冲滩，但是进了密封船，便完全失去掌控，只能随波逐流。运气好的可以冲出来，运气不好，可能会被激流漩入回水，不停翻卷揉搓。

科漂队漂流虎跳峡的密封船是李大放回家乡重庆专门找长江橡胶厂订制的。队员们用了各种比喻：“高压锅”、“滚桶洗衣机”，队长王岩则说：“完全是地狱”。

“出征”前，指挥部当众宣读了一封信：以李大放母亲名义写的。“其实是我哥冒我妈的名写的，我妈知道后大骂我哥：我儿要是出事，我一辈子和你没完！”。

王岩和李大放成功漂过上虎跳的第二天，赶在前面漂中虎跳的洛阳队出事了：密封船被水冲破，孙志岭落水牺牲，郎保洛失踪。就在这个当口，科漂队随队记者、来自四川《青年世界》杂志的万明，在虎跳峡采访归途中，被飞石击中头部，以身殉职，年仅23岁。

连续多人牺牲使得长漂蒙上了极为悲壮的色彩。

郎保洛被困江中绝壁，五天四夜后获救，每天搜救的新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一举成名。

多年以后，面对羊城晚报记者，一位队员反思道，现在看来，长漂到虎跳峡时已经有点变味了。美国人的放弃，反而加剧了洛阳队和科漂队的竞争，两队都要抢“首漂”荣誉，说是“为国为民”，其实是一群年轻人在全国的关注下，在虚荣心的刺激下，已经开始有点争名夺利的意味了。

漂完虎跳，两队都受到了沿途民众的疯狂追捧，一路都是万人空巷、鲜花掌声。“人们看我们的眼神就像是英雄。我们有的人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英雄，有的人还比较清醒。”张国宪至今记得，在迎接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专业的运动员。一位运动员羡慕地说：你们才几个月就挣了个世界冠军，我们从小训练得那么苦，可能一辈子也拿不到一个冠军！这话，长漂队员听起来觉得既自豪又份外残酷。

拿下女排五联冠的孙晋芳则说：我们的胜利还只是不怕苦，你们是不怕死！

这些话都曾让不少长漂队员有飘飘然之感。

天差地别的比拼

湖南猛洞河，2016年8月，李月光和冯春，两双手握在了一起。

这是一场推迟了30年的“约会”。

“30年前，你们邀请长漂队员来猛洞河试漂，我们没来成，如今你们成立国内首家漂流探险学院，我终于来了。”冯春说。

长漂成功后，漂流热情席卷中国大地。猛洞河受长漂启发，靠水吃水，成为中国最早搞商业漂流开发的景区之一，如今每年约有17万游客冲着漂流而来。当年负责猛洞河商业旅游漂流开发的李月光老人，今年已八十有二，当年的长漂队员冯春则被邀请成为漂流学院的顾问，两人见面了。

漂流，是离不开的话题。

今天的中国，已有漂流探险学院；甚至还引进了漂流世界杯在长江上游的青海玉树角逐。一切都已不一样！

可是，1986年的夏天，中国和美国的漂流者踏进了同一条河流，随命运的波涛翻滚，他们的比拼好像完全不在同一个次元上。

江河漂流，并不是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开展过。在长漂之前，中国人对此几乎闻所未闻，更不知道这是一项体育项目。相反，美国是现代漂流运动的发祥地，有100多年的发展史，民间俱乐部培育出的漂流爱好者达数十万之众，相关运动产品也已形成富有科技含量的产业链。

在中国，不管是代表官方的科漂队，还是代表民间的洛阳队，对河流的分级标准、运动比赛标准等漂流运动的常识基本茫然无知，更不要说装备的天差地别了。科漂队员回忆了一组可以对比的数字：美国人一艘船的设备耗资4000美元，我们是3000元人民币左右；美国人的一支船桨就40多美元，我们的仅十几元人民币；美国人一天的补助是300美元，我们每天2.5元人民币（洛阳队更是自费，无补助）。

当时美国队有7条长5.4米、宽3.6米，内置金属架结构，漏气后能自动充气的橡皮艇。中国这边连头盔、保暖救生衣这些基础装备都没有，更不要说美国队的防寒泳衣、保温防水靴等等中国长漂队员闻所未闻的衣物。据说，当时美国人用的桨已是碳钢结构，既轻巧又坚固，还能浮在水面不下沉，而中国的漂流队员只有普通的木桨和塑料桨。

科漂队还算是有集训：教练是原来林场的“赶漂人”——当年深山伐木都是靠江河运送，“赶漂人”练就了一身与江河打交道的好功夫；启蒙教材则是几份刚翻译过来的外国文献，以致队员们对“无动力漂流器”，“不间断连续漂流”这样的术语从不知到迷信，甚至认为“一寸不落”才算是真正全程漂完长江。

洛阳队的训练，则是出发前到公园的小湖里去租只小船划桨。

不过，洛阳队创造出一种“密封船”，像一个小型的充气“碉堡”。肯·沃伦看到这个“秘密武器”后摇头叹息，只说了一句：这不是漂流。

确实，这样的比拼，不是漂流运动技术与科技的比拼，只能说是命运的比拼。

洛阳队队长王茂军的漂流日记中写道：“我们和他们比什么呢？比器材、设备，是天地之差；比资金，是乞丐与富翁；论经验，我们一点没有，无任何先例可循，每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创造。我们只能和他比勇气，比天时、地利、人和，要笨鸟先飞。”

说到底，啥都没有，唯有以命相搏，听天由命，这点也恰恰是中美队专业漂流选手最缺乏的。

拿命相搏的竞赛

命运并不特别厚爱哪一方。

这场无刀光剑影但依然会流血牺牲的竞争，如长江般波譎云诡。

虽有尧茂书牺牲在前，长漂队员并没有意识到死亡真的会那么近。他们开始时总认为，尧的牺牲是因为准备不充分、单枪匹马、无人接应的缘故。冯春说，后来才知道，肯·沃伦那句“对长江要重新认识”，并不是一句托辞，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漂流探险家审慎的态度和对生命、对自然的敬畏。

解晋康在《长江漂流风云录》中记录了长江漂流的最后一漂：

11月18日是王振的29岁生日。前一天他买来啤酒和花生，让大家一起庆生，并祝漂流一举成功。18日一大早，他们钻进了“中华勇士号”密封船。一路漂行，开始接应都还顺利，18日当天漂行53公里，在江边负责接应的藏族同胞还杀了两只鸡煨给他们补充体力；19日上午，他们修补了让大浪打坏的内胎后继续前进，至下午5点30分左右，一路劈波斩浪漂过了莫丁滩，在最后一个回水处被接应队员将船截住。

大家请他们上岸休息，老乡还牵来肥羊准备款待他们。此时，“一寸不落”漂流金沙江的最后空白已被填补，他们完全可以不漂了，可是因陆路难行，3人仍执意沿水路下漂……

20日上午，前方的接应点仍未见到密封船的踪影，不祥的念头掠过众人心头……20日至23日都是紧张的搜救，四川省委、省政府派出了公安与武警中队的干警沿岸溯江而上寻找营救，最后在扎木滩只找到了完好的密封船。船里积水仅至脚踝，连相机、日记本等都还在，三人却再也不见踪影。

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两天后，科漂队主力进入长江入海口的横沙岛江段。

长漂结束，百川归海。

来源｜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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