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广州市第二届中小学校服设计大赛总决赛上，学生模特展示校服风采 陈秋明摄（资料图片）

让校服获得最大公约数，是条蜿蜒难行的路

一说“校服”，人们总爱用“笑服”来描述，关于校服的话题，一直就没有从舆论中心淡出过。每当出现与款式或质量相关的“丑校服”、“毒校服”事件时，校服都让人“哭不得、笑不出”。

最近，一个由广东省教育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又将“校服”推到了“风口浪尖”。

这次将校服推上“头条”的原因，是《意见》指出，自2017年4月7日起，对现行校服选用公开招标模式进行制度设计，充分体现家长和学生意愿，以实现“一校一款”目标。这一次，广东省是把“想穿什么样的校服的决定权”，交给了中小学生及其家长。

此消息一出，又引来各种评述。学生真的可以穿上心水校服了吗？一校之服究竟如何产生？这放出的“决定权”真的好用吗？

如何让校服——这个在校园流动的风景熠熠生辉、获得最大公约数，是一条蜿蜒难行的路。

文/记者 刘云

难行一

虽为服装，承担的教育功能却不一般

学生穿校服，似乎天经地义，这也是人们讨论有关校服问题谁做主的基本设定。可问题来了：学生为什么要穿校服？

学校让学生穿统一样式服装的习惯，最早起源于欧洲。校服当时的功能为：规范管理，体现学校形象。所以，一般在重大学校活动中，学校会要求学生统一着装。

当新中国成立后，校服在国内60多年的发展也走过了五十年代缺乏特定校服、六七十年代以旧军装替代校服、八十年代校服重新出现、九十年代口袋校服一统天下等历史阶段，如今，二十一世纪的学生们活在的可谓是“百花齐放的校服时代”了。

以广东为例，深圳市中小学采取的是一市一服。顺德市采取的是一区一服。在广州，基本上是一校一服；但越秀区为小学统一款式；番禺区则以幼儿园、小学、中学分学段来统一款式。

在如此缤纷的校服画面中，其功能是不是从最早的单一需求变得多元了呢？记者在采访了数位学校校长、家长和教育人士后，获得的信息是“并没有”。

校服功能一为规范学生行为。“学生穿上校服，会时刻提醒自己要遵守纪律，注意言行，维护自身和学校形象。”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严钦熙说。功能二为减少攀比行为。“穿校服能避免孩子在穿着上的攀比，减少学生间因家庭贫富不均而产生的歧视与偏见。”铁一小三年级学生家长梁女士如是认为。功能三是反映学校文化。“一看那身绿色青蛙装，就是一道代表执信百年名校文化底蕴的风景线。”广州执信中学高二学生家长田女士告诉记者。功能四是方便学生行动。“与穿着没有弹力的礼仪校服比，还是运动装最方便。”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廖文博士说。

以上表述，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校服功能论述，却已经代表了众口难调下较为一致的声音。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校服体现的是集体意识，而非个体意识；校服倾向的是学校意愿，而非学生意愿。

乍一看，一校之服，与一些教育重点工作相比，犯不着使上“兴师动众”的力气；可细深究，因为校服的常态性、泛化性、时代性，它在教育过程中承担着非一般的功能。因此，校服也被称为“隐形的教育资源”。

难行二

选择共识，需要在学生和学校间平衡

在这次公布的《意见》中，有一个体现公开招标模式中很重要的一环：选取代表。

《意见》规定，投票代表主要由学生、家长、教师组成，代表总人数应按在校学生总人数的30%确定。这其中，学生和家长的代表总人数应不低于所有代表总人数的80%，学生规模较大学校的代表总人数控制在500人以内。

从文字表述中，不难看出：学生群体代表放在首位，但实际表态时，会是这样吗？以在校学生总人数1000人为例，代表总人数应达300人，其中，学生和家长代表总数不低于240人。由于《意见》并没有明确学生和家长的代表构成，以50/50来计算，学生可能出现的代表数为120人。这120人在300名代表总人数当中，仅为三分之一强的份额，是否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呢？而其中，没有规定占比的家长份额，犹如一个游动的砝码，其不可预计的倾向，让投票结果也会变得扑朔迷离。

广州市人大代表曾德雄在他的一篇评论中，提到了一位资深的小学校长的反映，“目前广州的校服都是学校说了算。家长意见很大，问题主要集中在款式、尺码、做工和布料上面。……”

羊城晚报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导致“家长意见大”的背后也有“难言之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学校长说，教育部门对校服价格有所限制，学校采购校服只能以“招投标”的方式，供应商价格贵一些就中不了标。而校服价格差异，主要体现在面料、颜色和设计上。如果想让校服美观些、舒适些，设计、处理工艺、原材料等因素就要提高，这都会让校服成本上升。

那么，有没有一条可探索的试验之路呢？中大附中团委甘老师告诉记者，早在2013年年尾时，该校就曾尝试让学生自己组织调查自己设计校服的做法。